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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叔,戛納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 

西恩·潘
 

在沉寂一年之後,本屆戛納電影節的陣容自然豪華至極,直到如今,萊奧·卡拉克斯的《安妮特》,保羅·範霍文的《聖母》,濱口龍介的《駕駛我的車》,以及阿彼察邦的《記憶》都已經口碑大爆,究竟誰將奪得最終的金棕櫚大獎,本屆戛納會不會開出「雙黃蛋」,一切只能在幾天以後的頒獎典禮上才能見分曉。

然而,提到本屆主競賽單元質量最差的影片,幾乎所有人都會不約而同地說出一個名字——西恩·潘。他的《國旗日》在戛納場刊評分名列倒數第一,在中國場刊中跌破1分,而在《電影手冊》的評分中,則一致給出了五個0分。

這並不是西恩·潘第一次獲得此等「殊榮」,早在2016年,影片《最後的糢樣》同樣成為了當年的場刊最低,場刊0.2分重新整理了格斯·凡·桑特憑借《青木原樹海》創下的「史低」紀錄。

從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消息可見,《國旗日》是一部根據真實回憶錄改編的影片,講述一個女兒被自己品行不端的父親留下的遺產所困擾的故事,而我們可以看到評論稱,西恩·潘將一個真實改編的故事改編得十分虛假,甚至具有很強的大男子主義視角;而聯想起他的上一部《最後的糢樣》,這樣的評論似乎真實可信。

曾經的金棕櫚,金熊影帝,兩次奪得奧斯卡與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的西恩·潘為甚麼會淪為如今的地步?也許這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Dude

由於作為導演的父親和作為演員的母親,潘14歲起開始出演影片,但其生涯的真正起點是80年代的兩部青春影片:《熄燈號》和《開放的美國學府》,前者描述了軍官學校的學生反抗當地政府,而在後者之中,他所扮演的,則是80年代美國校園影片中典型的男孩形象:熱愛沖浪,吸食大麻,置學業於不顧。而他的形象也令「老哥」(Dude)一詞成為流行語。而這兩部影片則從「一體兩面」定義了西恩·潘的「美國男孩」形象:要麼紀律嚴明,要麼極其富有魅力,總之是身體性的,激情性的,符合觀眾對於美國文化的想象。

而西恩·潘在90年代的黑幫,犯罪電影之中以一種更為黑色的方式重新闡釋了這一形象,而他們往往帶有一定的神經質色彩,例如《不準掉頭》中失去一切的主人公Bobby Cooper,最終在一場殺戮之中帶著Grace——全片唯一一個善良的女孩,逃出了這個邪惡的小鎮。而他在影片之中的形象:西裝,魔鏡粉,額頭上的傷和手上的繃帶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90年代,西恩·潘也開始第一次執導影片:《印第安信使》和《72小時生死線》,主演分別為維果·莫滕森和傑克·尼克爾森——兩位角色的銀幕形象都具有「躁狂」特徵。

西恩·潘第一次被奧斯卡註意,是1995年的《死囚漫步》,由於他扮演了一個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死囚,某種意義上,它是一部福音電影,根據一名修女的回憶錄改編,其中西恩·潘呈現了一個死囚的精神轉變,特別是影片結尾,他在行刑室的懺悔。而在2001年的《我是山姆》中,他出演了一個阿甘般的父親形象,先天智力障礙的他卻需要向法院爭奪自己的兒子的撫養權。在《我是山姆》之後,他還嘗試了很多角色,例如《21克》中生命垂危的大學教授,《刺殺尼克松》中無意卷入历史事件的小人物,以及《米爾克》中的同性戀政治家等等。而這些角色都具有強烈的美國「白男」色彩。

性格演員

如果想用一場戲概括西恩·潘的銀幕形象,甚至是個人性格的話,一定是上面這張圖,讀過《認識電影》的觀眾一定對上面這幕毫不陌生。作者路易斯·賈內梯以此分析構圖中「松」與「緊」對影片情緒的影嚮,並闡述了這場戲對於緊張感的渲染。這一幕來自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神祕河》,西恩·潘出演一個失去女兒的父親,他想要複仇,卻被警察圍擋住。西恩·潘迷戀這樣一種敘事:反抗權力機器的個人。

現實中的他是民主黨積極分子,自從1998年來,他總計為民主黨捐款約11400美元。除此之外,他還公開支持查韋斯,以及阿根廷對於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權。甚至在《華盛頓郵報》發文譴責伊拉克戰爭,稱之為「簡單而煽動性的善惡觀。」在今年《國旗日》的戛納發布會上,他批判特朗普對於新冠疫情的控制不力,但他也說,相信美國在新的監管之下變得更好。

然而,在這種政治立場之外,西恩·潘卻始終有著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與雙重標準。他雖然是禁槍令的擁護者,卻被人爆出擁有槍支。而在奧斯卡,當他頒發獎項給伊納裡多時,他說,」是誰給這狗娘養的一張綠卡?「雖然這句話來自《21克》片場的玩笑話,但同樣,西恩·潘也因為這句話引起了爭議,很多人將此視為對拉丁裔的種族歧視。

同樣,《最後的糢樣》中同樣可以發現這樣的視角,這部通過西方無國界醫生視角講述非洲戰亂的影片並沒有像《血鑽》,質詢非洲戰亂的根源,而是如同影評人們所說,將嚴肅的非洲問題化為了奇觀,支撐著哈維爾·巴登與查理茲·塞隆兩位超級明星的感情線,比起NGO志願者,他們更像是陷入困境的背包旅行客。

正如同影片開場的第一個鏡頭,在文字介紹影片的背景——利比裡亞戰爭之後,觀眾期待著一個慘痛的,關於利比裡亞的紀實影像,然而看到的卻是查理茲·塞隆穿著禮服,準備出席一個奢華的,充滿古典音樂與華麗裝飾的酒會。

在她的畫外音抒情敘述之中,影片閃回到戰爭場景,當哈維爾·巴登的直升機起飛時,西恩·潘卻將此表現為一種」神跡「的姿態,地面上的民眾祈求他們將他們帶走,甚至爬上直升機的起落架。

除此之外,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煽情段落,以及如同MV的處理方式,包括慢鏡頭,虛化,以及高飽和度的色調,這些煽情將戰爭的暴力性以及實踐的臨場感消除,將戰爭轉化為一場唯美的煙火大會。在這場刻奇的狂歡之中,只有西恩·潘本人在自我感動。

而這種風格可以追溯到西恩·潘在此之前拍攝的《荒野生存》,一部充滿了MV視角,以及營銷號,社交空間中喜聞樂見的「金句」電影。西恩·潘不是赫爾佐格,他總是將苦難浪漫化,而且是使用最為好萊塢的方式。

西恩·潘毫無疑問是一名性格型演員,作為一名演員,他的成就相當成功,然而在近些年,特別是《米爾克》之後,他的銀幕形象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走向下坡論,因此,他急需一部影片回到觀眾的焦點。然而「演而優則導」並不適合他。在一場戲中,一個演員只需要成為自己,但是導演思維卻要求創作者必須成為很多角色,並對整體節奏進行掌控,避免過度煽情。然而對於西恩·潘而言,過度沉浸在情感體驗之中是他作為演員的優勢,卻也是在導演層面上的不足,面對《國旗日》的再次失敗,只能說:

西恩·潘,你真的不是伊斯特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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