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友記》是部新劇,不會只有白人當主角

老友記

是經典的味道,是熟悉的場景。/《老友記重聚特輯》

今天是《老友記重聚特輯》上線的日子,距離1994年9月《老友記》第一季播出,已經過去了27年。

當「老友」再次相遇,青春彷彿從未流逝。 六位主演同框出現的那一瞬間,讓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義。究竟是什麼讓《老友記》成為眾多中國觀眾心中無法被超越的經典之作?

《新周刊》獨家專訪《老友記》劇組主創團隊,出品人凱文·布萊特說,他經常想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有機會重拍《老友記》,怎樣才能讓今天這一代人笑出聲?

在如今不可忽略的社會現實面前,這部被全世界定格、記憶的《老友記》,或許只能存活於前移動互聯網時代。然而,青春總有相似的愛與痛,它依舊是那劑治癒我們的靈藥。

27年前,凱文·布萊特和大衛·克萊恩、瑪塔·考夫曼一起創造了《老友記》。27年後的今天,他寧願少賺點錢,也不會敷衍拍《老友記》續集。

大衛·克萊恩靠在沙發上,瑪塔·考夫曼站在沙發后,凱文·布萊特坐在沙發扶手上。在《老友記》六位主演準備在2020年開演「重聚特輯」前,該劇的三位出品人已經在2019年的紐約重聚過一次了。

2019年9月,為了籌備「《老友記》25周年」活動,華納兄弟在曼哈頓建了一個近800平方米的線下快閃店,把Central Perk咖啡館、莫妮卡的紫色小屋和喬伊的沙發椅搬進蘇豪區,在這裡,克萊恩、考夫曼和布萊特這三位《老友記》出品人接受了密集的媒體採訪。有記者問:「如果讓你們在今天重拍《老友記》,它還會是原來的模樣嗎?」

三人給出的回答高度一致:它會完全不一樣。

《老友記》的拍攝現場,由右到左依次為羅傑·克里斯蒂安森(導演)、柯特妮·考克斯(飾莫妮卡)、大衛·克萊恩(出品人、製片人、導演)、本·威斯(第一副導演)、蒂亞娜(劇本指導)、馬修·派瑞(飾錢德勒)、瑪塔·考夫曼(出品人、製片人、導演)。/羅傑·克里斯蒂安森

「那次採訪結束后,我還和大衛、瑪塔聊呢,之前和幾個學生拍照,我都不知道手該往哪個位置放,是搭他們的肩,還是扶他們的腰,或者乾脆自然垂落?如今的美國年輕人和過去不一樣了,已經不再是《老友記》拍攝時代的那類人了。」日前,接受《新周刊》採訪時,布萊特說。

與長居加州比弗利山莊、在《老友記》后依然活躍在美國電視圈的克萊恩和考夫曼不同,布萊特在2007年淡出好萊塢主流影視圈。他離開加利福尼亞州,前往馬薩諸塞州,回到波士頓的母校教書。在愛默生學院主講的電視製作課上,66歲的布萊特了解如今的「Z世代」的趣味、愛好、個性,當然還有這一代人的笑點。

他經常想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有機會重拍《老友記》,怎樣才能讓今天這一代人笑出聲?

2019年9月13日,《老友記》出品人凱文·布萊特出席紐約翠貝卡電影節期間,參加了《老友記》開播25周年的系列活動。/John Lamparski/Getty Images

「想出好作品,

『外行』絕不能領導『內行』」

「那年我們還年輕。」布萊特說。2019年參加翠貝卡電影節時,他和克萊恩、考夫曼回憶了當年創作這部劇時的經歷。

1993年,三人成立「布萊特&考夫曼&克萊恩」影視公司,計劃和華納兄弟聯合製作一部喜劇,「當時想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劇名」。從「失眠咖啡館」(Insomnia Cafe)、「對門而居」(Across the Hall)到「摯友如我」(Friends Like Us),再到試播時的「六人行」(Six of One),最終三人拍板定下「Friends」這個名字,「就像普通人的笑聲,簡單,直接」。

這部故事背景設置在紐約曼哈頓、拍攝地卻在洛杉磯的情景喜劇,第一季片頭取景地其實並不是如今已成網紅景點的普利策噴泉。「我們最開始想讓六個主演登上洛杉磯全城最高的摩天大樓,讓觀眾在片頭看到大都市的射燈和高樓。」

《老友記》六位主演的宣傳照,從左到右依次為馬特·勒布朗、柯特妮·考克斯、馬修·派瑞、麗莎·庫卓、詹妮弗·安妮斯頓和大衛·史威默。 /NBC/ Getty Images

但這個方案最終被放棄,因為「這樣拍『飄』在天空,落不到『地上』」,而這只是關於一個「金髮公主」、一個「強迫症女郎」、一個「科技極客」、一個「頑皮演員」、一個「冷笑話大王」和一個「性格怪咖」的故事,「25年前,我們想拍紐約街頭小男女的故事」。

布萊特依然記得,NBC高層曾希望《老友記》里「能有一個不那麼年輕的主角」,這樣就可以說服美國那些年紀大的觀眾觀看。

「NBC方面說,你們拍年輕人的劇,那老年人怎麼辦?你們要加一個『老傢伙』的角色。」布萊特說。據他介紹,《老友記》主角陣容曾經是目前人人皆知的六名主角+「帕特警長」(Pat the Cop),「所以這部劇一度不是六人行,而是七人行」。

這個年紀比其他六人大「二十多歲」的警長角色,讓《老友記》劇組的拍攝現場陷入尷尬:當年輕人在Central Perk里講葷段子、冷笑話時,這個警長卻慣於用刻板說教給其他角色提出「心靈指引」和「人生建議」。

「劇組當時都瘋了,覺得這個角色太突兀,格格不入。」隨後,布萊特與另兩名出品人出面和NBC方面交涉,堅決要求剔除這個被突然安插的角色。

「我們想了個辦法,帕特警長的角色作廢,但我們讓六個主角的父母出場。」布萊特回憶道。

六個主角的原生家庭對他們影響也或多或少。/《老友記》

剔除被強塞進劇組的那個「局外人」后,劇組開闢了一條雜糅婚姻、教育和代際關係的劇情線:羅斯和莫妮卡的父母是全十季的常駐嘉賓,瑞秋的父母也偶爾露面;而錢德勒的父母——在拉斯維加斯演出Viva Las Gaygas的變性父親、打扮出挑且靠寫色情小說出名的母親,成為《老友記》對那個年代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放」的性少數群體和暢銷書作家的罕見關切。就連菲比的生父生母、喬伊的「義大利裔出軌老父親」,其形象都變得豐滿且立體。

他們嚴肅又有趣,寬容又嚴苛;在對待下一代婚姻的態度上,有的「放任自由」,有的「步步緊逼」;他們希望看到作為子女的六位主角「獨立生活」,但同時又怕過度介入和干涉子女婚姻而忐忑不安;他們買保時捷,摳唆省錢;他們做變性手術,寫色情文學;他們出軌后靠子女介入才能彌合情感裂痕;他們中的一位羞於承認自己的生母身份,原因是她早年親手把襁褓中的雙胞胎姐妹送走。他們是「嬰兒潮一代」「難堪的一代」,也是「矛盾的一代」。

NBC最終接受了這個建議,布萊特認為這是《老友記》妥協的藝術。但他也認為,「想出好作品,『外行』絕不能領導『內行』」。

「這些國家也有無數對羅斯和瑞秋,

他們每天在兩性關係里博弈」

把《老友記》聚焦的主題歸納為「都市青年的友情觀和愛情觀」或許過於寬泛與膚淺,布萊特認為,貫穿於這部情景喜劇的兩條隱性線索,其實是「複雜的兩性關係」和「親密關係的相處尺度」。

拍完《老友記》后,布萊特被反覆問及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老友記》能火遍全球?他給出的回答是「能引發共情,又足夠真實」。在他看來,共情和真實是構成一部高質量電視劇的關鍵因素。

羅斯和瑞秋相愛相殺整整十季。/《老友記》

「男女關係或許是這個星球上最複雜的一種關係,很多《老友記》粉絲問我:『你是《老友記》出品人兼導演,那你覺得羅斯和瑞秋決定分開前,到底是不是處於on a break的狀態啊?』」

「我認為『是』,但我認為要得到最客觀的決定,最好問50個人——25個男人,25個女人。我敢肯定回答『是』的普遍是男性觀眾,回答『不是』的普遍是女性觀眾。」

作為推動《老友記》情節的主線之一,羅斯和瑞秋分分合合的感情經歷,在布萊特看來能讓觀眾產生共情。「男女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博弈,是一種被甜言、蜜語、流言、蜚語、謊言、咒語填滿的複雜關係。」布萊特認為,「羅斯&瑞秋」不僅僅是美國的羅斯和瑞秋,在中國、印度、法國、奈及利亞,「這些國家也有無數對羅斯和瑞秋,他們每天在兩性關係里博弈,在其間尋找最大公約數,尋找一種動態平衡」。

和探討兩性關係的複雜劇情相比,更能激起觀眾切身感受的就是《老友記》中的那些關於「親密關係」的真實經歷。

1999年5月29日,凱文·布萊特在《老友記》拍攝現場和羅斯的扮演者大衛·史威默講戲。/Getty Images

「我特別喜歡錢德勒和喬伊搶女友的劇情。日常生活里,兩個好哥們兒同時看上一個女生的情況太普遍了,但在兩人因此發生矛盾后,彼此為了保持基於友誼層面的親密關係而甘願成全對方,這種情況又不太常見。等於把一個不常見的案例套進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里,讓觀眾體會到真實的同時,對親密關係里的相處尺度形成自己的認識。」

同樣的例子,還有羅斯的同性戀妻子卡羅爾,「《老友記》是史上第一部拍攝女同性戀婚禮的美劇」。布萊特說,《老友記》劇組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通過劇情為性少數群體「祛魅」,「我們希望未來聽到『這不就是我身邊某些朋友的處境嗎』的類似感嘆,而不是『噢,上帝,兩個女人竟然在電視上結婚了,這個世界完蛋了!』」。

「電視人要做的是

通過虛構的故事討論真實的問題」

英國《鏡報》2018年刊登的《關於〈老友記〉,你不知道的20件事》一文稱,1994年該劇第一季開播時,六位主演的片酬為每集2.25萬美元,到了2004年的第十季,每人片酬飆漲至每集100萬美元。

「很多人好奇,《老友記》為什麼不拍續集,這樣劇組不是可以賺更多錢嗎?但第十季結束時,我從每個主演的眼裡看到了疲憊。很明顯,大家已經沒有創意和動力了,既然沒有創意和動力,我們就選擇結束它。《老友記》不可能拍續集,今天不可能,未來也不可能,我們寧願少賺點錢,也不會敷衍拍續集。」布萊特說。

2004年拍完《老友記》之後、2007年回到波士頓教書之前,布萊特參與制作了《老友記》的衍生劇《喬伊》。這部聚焦《老友記》六位主角之一喬伊·崔比亞尼個人生活的喜劇,無論從收視率還是觀眾口碑上都無法和《老友記》相提並論。「後來我才發現,觀眾最想看的還是他們六個人在一起的故事,而不是只有其中一個主角的故事。」

喬伊,幾乎每一部美劇里都會出現的大男孩。/《老友記》

布萊特認為,如今被全世界定格、記憶的這部《老友記》,或許只能存活於前移動互聯網時代。「在波士頓教書時,我想過很多遍這個問題,那就是如果今天讓我重拍《老友記》,我會怎麼拍。」

「選角上,我可能會有更多考慮,不僅僅是所謂『白人』,可能會更多地考慮多種族角色的融入;形式上,我可能會設置一個公共空間,大家都在刷手機,但具體怎麼埋下笑點,我還沒考慮清楚;劇情上,我還是想探討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相同年紀但不同職業、家庭背景的年輕人的故事。」布萊特說。

美國攝影師馬克·塞里格在1995年給《老友記》六位主演拍攝的宣傳照。這張照片登上了當年5月18日《滾石》雜誌封面。

他也談到,對電視人而言「后真相時代」中全球信息流通的機遇與困境。「《老友記》播出的時代,我們要做的,是不斷『撬開』一個封閉的信封;如今,你能在虛擬世界找到一切想要的信息,這個信封已經伴隨著科技的不斷完善而被打開。電視人要做的,是在信息流通的時代,通過虛構的故事討論真實的問題。」

2014年接受艾美獎組委會專訪時,布萊特表示:「如果今天重拍《老友記》,我一定會拍得和過去完全不一樣。」6年後他告訴《新周刊》,如果有機會重拍,《老友記》肯定會關注更多社會議題。

「當年我們有意無意忽視、忽略了很多社會現實,我們沒有觸碰政治場域,也沒有過多引入熱點話題。這些因素放在如今,對一部劇來說可能是不可忽視的。」

「如果有機會重拍,這部劇肯定會『碰』更多社會問題。」

✎作者 | 趙淥汀

✎排版 | 甄米粒

原標題 | 專訪《老友記》出品人凱文·布萊特:如果能重拍,我們會「碰」更多社會問題

首發於《新周刊》5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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