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間，無數人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的收入降低，有的被迫轉行，有的慘遭失業。
在日本，有不少女性為了生計，被迫進入風俗業。
但沒想到，就連風俗業也因為疫情而變得蕭條。
這迫使他們走向更危險的境地。
最近，日本NHK電視臺就專門做了一檔紀錄片。
將視角對準了這些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女性們。
其背後所反映出的社會問題，更是引人深思。
《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擴大的性被害與生活苦》
広がる性被害▽生活苦が女性を追い詰める
蕭條的風俗業
疫情對日本經濟的沖擊非常嚴重。
大量非正式員工遭到解僱。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職員。
這些被辭退的女性中。
沒有任何特別的技能和資格證，不在少數。
她們找不到新的穩定工作。
只能一邊去便利店打工，一邊從事風俗業。
日本的風俗業，其實就是sq服務的一種別稱。
它誕生的歷史悠久，還被賦予了各種獨特的文化儀式。
在踡川實花拍攝的日本影片《花魁》中，我們便可以一窺其風貌，如花魁游街等。
《花魁》
到了現代社會，日本風俗業變得更加五花八門。
這其中大致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通常不涉及肉體關系的「夜間工作」，比如陪酒女等。
另一種則是提供擦邊球式的軟服務。
比如《小偷家族》中，松岡茉優飾演的角色，就是從事這類工作。
為客人提供陪聊、擁抱、躺腿、擺性感姿勢等。
《小偷家族》
按照規定，賣身行為是禁止的。
雖然實際操作中並不好說。
但風俗店會整體控制這個邊界，以防被查處關門。
《小偷家族》
通常來說，風俗業門檻低，賺錢快。
成為不少底層女性的救命稻草。
然而，這兩年的風俗業也同樣變得不景氣。
片中採訪的這家風俗店，在疫情期間客流大幅減少，營業額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
一天見不到一個客人，是常有的事。
風俗店採用的都是分成式的收入。
沒有客人，自然也沒有半點薪酬。
風俗業自然不是失業女性的唯一出路。
還有一個選擇，是求助於「轉業支援公司」。
有的轉業支援公司，專門面向風俗業女性，為她們介紹合適的日間工作。
疫情期間，這種轉業支援公司的咨詢人數是去年同期的1.5倍。
但是，介紹成功率卻並不高，能介紹的新職位反而減少了三成。
同時，日間工作也需要一定的門檻。
這對於絕大多數陷入困境的女性來說，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競爭力。
風俗業女性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維持生計。
有的桌上堆滿了費用催繳單。
只能變賣家裡的物件換錢急用。
五個衣架，賣了2000日元（約100人民幣）左右。
有的需要隨時跑去外地風俗店打工。
減去來回路費，也賺不了多少。
但多少能補貼一些家用。
有的利用業餘時間學習技能。
想做手語翻譯，但沒錢繳課程費，只能自己在工作之餘練習。
一邊省吃儉用，一邊同時在風俗店和小鋼珠店工作。
想要一切歸零重新開始。
蔓延的性暴力
正規工作被裁。
風俗業不景氣。
最後一種灰色行業出現在了窮困女性的面前——
「爸爸活」。
簡單來說，就是陪同陌生男子吃飯、約會，從而獲得比較高的酬金。
據統計，疫情期間的「爸爸活」出現量快速增長。
表面上看，「爸爸活」是一個比風俗店相較更高端、體面、安全的工作。
業務通常只是一起吃飯、喝酒，或者出去游玩。
大部分女性表示從事這個行業，並不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為目的。
但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失去了風俗店的保護和控制，很容易超出正常的範疇。
一方面，雖說是吃飯，但謀求身體接觸的男性不在少數。
女性心中縱有各種不情願，卻無法真正做到拒絕。
因為報酬實在很高了。
一次就能獲得數萬日元，大致相當於1000~5000元人民幣。
這對於她們而言，是無法抗拒的巨款。
另一方面，也會面臨危險。
比如，可能會遭到對方的性暴力。
不分場合地拍照、視頻，或者是不避孕強迫要求發生關系。
面對這些，當事女性的反應幾乎是相同的：
內心害怕，但無法逃走。
暗暗責備自己為甚麼非要做這樣的事。
相比女性受到的巨大風險，介紹「爸爸活」的中間人則輕松得多。
片中採訪的一個男子，前後介紹了超過1500名女性，不到一年就賺了超過1000萬日元（約60萬人民幣）。
記者曾問這位男子，是否知道爸爸活也存在危險。
男子卻覺得這是件「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事。
認為這樣的現狀不會消失，也很難改變。
自己在道德上，並不存在內疚。
但我們可以發現。
「爸爸活」完全就是賣春行業的一種新說辭。
其實它和援助交際、情人等沒甚麼區別。
斡旋其中的男性，靠著消費女性賺得盆滿缽滿。
而那些在經濟上本就難以為繼的女性則越陷越深，遭受著更多的生活之苦。
不平等的社會
這一切，都是疫情造成的嗎？
其實不然。
疫情只是一塊擲向平靜湖面的巨石。
水面下長久存在的種種問題，全都被激發了出來。
女性在疫情下，遭受了更多的生活困境與擴大的性迫害。
本質上，還是源於日本社會嚴重的性別不平等。
這既有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亦有著無法根除的文化慣性。
首先，日本女性在職場的地位就非常低下。
日本傳統文化中，女性通常在婚後不再外出工作。
這並非出於女性的自願選擇。
而是日本的職場中，男女的工作機會、薪酬待遇、晉升空間相差得實在太多。
所以很多家庭，幹脆讓女性做全職主婦。
這在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還沒多大問題。
但近些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下滑。
光靠男方的收入，已經無法支撐一個家庭的正常運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曾大力推動過「女性經濟學」。
鼓勵婚後女性再就業。
七年時間，女性僱傭人數確實逐年上漲。
但社會給予女性的工作崗位，大部分都是不穩定的非正規僱傭。
正是這些僱傭在疫情的沖擊下，被大量解散。
導致疫情期間，女性失業人數遠遠多於男性。
而且失業女性，大多集中於飲食業、服務業。
這裡的就職人員，自身就缺少足夠的職業技能。
所以也更難在疫情期間獲得新的就業機會。
其次，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很低下。
原來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女性只需要做家庭主婦。
如今，女性不僅要照顧家庭，還需要外出工作。
比如，片中有個30多歲的母親。
她一邊做著爸爸活，一邊還要養著兩個未入學的孩子。
同時，還要忍受著丈夫的家庭暴力。
因為疫情，自由職業的丈夫收入銳減。
他常常因為生活壓力而對妻子口出暴言，也不給出足夠的生活費。
丈夫不給錢，自己還要兼顧養家。
無奈之下，這位母親才踏足了賣春行業。
雖然內心難過，但考慮到兩個孩子，她無法選擇離婚，只能默默忍受。
更糟糕的是，這種爸爸活已經蔓延到了未成年人。
據一個專門援助未成年女性的非盈利組織統計。
在疫情期間有很多未成年少女因和家人關系惡化而獨自生活。
既找不到工作，也回不了老家。
進退兩難的處境，驅使他們走向一條不歸路。
一切似乎形成了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難以擺脫，無法逃離。
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尚未解決。
因為一場疫情，對性別上的壓迫被再度加劇。
就像「爸爸活」這個叫法，本身就充滿了性別剝削的意味。
無論是斡旋其中的介紹人，還是直接付錢的顧客，都是在有意利用女性的弱勢地位。
他們將消費女性、物化女性，包裝成幫助女性、支援女性。
正如本片中的評論員所說，「爸爸活」中的所有男性都是加害者。
這些男性的「援助」「支持」，其實是將女性進一步推向深淵。
之前曾曝出過一篇新聞。
說日本自疫情以來，自殺率不斷上漲。
其中，女性受影嚮程度更為嚴重，自殺率同比增高近83%。
從全職主婦，到非正式員工，從風俗店，到賣春。
女性看似存在選擇，但實際上卻始終被男性主導的日本社會推著前進，一步步被逼向生活的絕境。
無論是援助交際，還是爸爸活。
這些輕飄飄的說辭，無非是一種將男性的特權合理化，也是一種對於女性苦難的視而不見。
甚至是從身體到尊嚴的極大侮辱。
影片中的評論員有一句話，魚叔非常贊同。
「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用甚麼樣的說辭糊弄過去，而是要認真思考問題的根源在哪。」
我們應該思考，怎樣才能實現更為平等的社會。
來源：獨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