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的國際影嚮力,實在驚人

童年往事

作者:Kevin Lee

2005年11月,感恩節,波士頓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我的朋友邁克爾·科潘及其家人一起觀看《童年往事》的影碟。這是我第四次看這部電影,但我仍然感受到了一些新東西,這尤其要感謝邁克爾,他抓住了一些小細節,比如偷廢舊金屬的小孩們在慌亂逃跑時不小心把自行車落下。

或者,從小孩們在角落裡玩彈珠游戲的畫面,引出了一個男孩在樹下埋東西的鏡頭,隨後是母親責罵男孩偷錢賭博的場景——在這最後一幕將整個段落串聯起來之前,這一連串的鏡頭似乎沒有明確的含義。邁克爾說:「當你觀看侯孝賢的電影時,你必須持續關註銀幕上的畫面並把它們組合在一起。」

《童年往事》

此外,這部電影反映了一種接近童年記憶的獨特而真實的方式。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有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從我們身邊掠過,直到一次責罵、一次情感爆發或一次事件賦予其意義。

像我能想到的其他導演一樣,侯孝賢也知道,這不是一個懷舊的簡單問題,而是把一個人的過去以某種方式激活,使它在一個不確定的當下重拾生命。觀看一部侯導電影是對一個人審視記憶的考驗——這些記憶不僅僅是作為遙遠的客體被沉思或紀念,而且是過去的生活在當下的直接重現。

我最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是在五年前,當時我和母親住在舊金山,第一次參加了侯孝賢導演的回顧展。我們獲贈了免費的電影票,並且幾乎去看了所有的放映——部分出於一種文化責任感,去電影院欣賞這位臺灣最珍貴的導演的作品。

有幾次我們都睡著了;侯導的敘事和節奏不同尋常,以至於我們很難沉浸其中(當然也因為他頻繁使用當地人能理解的方言進行對白)。我不得不在當地報紙上尋找進入這些電影的鑰匙,並找到了阿爾文·盧(Alvin Lu)寫的一篇出色文章。

他研究了觀看侯導電影的文化因素,並認為,如果西方商業電影所謂的通用語言沒有對人們觀看電影的方式產生如此大的束縛,那麼侯孝賢的電影也有可能成為通用的。

在他的電影中留下的是一種我們可能都說過的語言的痕跡,但它在當下似乎被抹去了,又也許從來逗留過。當然,敘事過程中隨意而漫不經心的狀態,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引起不專心的觀眾的焦躁或瞌睡。

縱然我不想被打上不專心的觀眾的標簽,但盧的文字讓我感到羞愧,因為我竟然無法理解這種為我這樣的人拍攝的電影。作為一個出生於臺灣的美國人,我對於失去原生理解感到恐懼。

但盧似乎和我一樣困惑。他陶醉於《童年往事》所喚起的文化事實和電影虛構之間的神祕關系。

隨著影片的進行,人們很容易忘記這是一部回憶錄,而不是紀實片。侯孝賢用他特有的遠距離鏡頭,聚焦於鳳山邨赤著腳玩陀螺的小孩們。小孩們表現得如此自然,看起來如此投入他們的游戲,以至於人們忘記了問:鳳山的小孩現在還在玩這種游戲嗎?侯導是否需要教他們怎麼玩?還是說這是一個時間停滯的案例,今天的小孩和侯導那一代的小孩玩的游戲是一樣的?

我對這些話感到寬慰和著迷。它們表明,侯孝賢對這一豐富文化及其更豐富的歷史的把握和我一樣脆弱,他和我一樣害怕失去它們,而他的電影相當於重拾它們的一種集中嘗試。我自己爭取重拾它們的鬥爭也由此開始。

回到波士頓後,邁克爾問我,為甚麼影片中父親跟孩子們說話時從來不直視他們的眼睛。我回答說,這種間接性是一種文化,雖然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很奇怪、不近人情,但事實上恰恰相反——它暗示了一種家庭存在,這種存在不僅內置於家庭成員之中,而且也外化於觀眾和他們之間的空間,他們的聲音和氣息被帶到空氣中,覆蓋了你。

此外,侯孝賢的電影常常使用謙恭、專註的全景鏡頭,並從他能找到的離拍攝對象最遠的角落拍攝,和小津、溝口、塔蒂等導演一樣捕捉到了這種理解人類關系的環境。它與人類互動的特定文化糢式聯繫在一起,這使得它遠比單純的風格化炫技更有意義。

這是最普遍的現實主義類型的又一個例子。像這樣的電影比比皆是。它完全沒有任何意義。我對這部電影的主要批評在於:它只能通過殺死人物來推動敘事,而這是糟糕的作者導演和缺乏想象力的標志……影片進行到後半程時,這個家裡的母親發現她的舌頭上長了甚麼東西——我當時心想,她肯定也要死了。

半小時後,我們看到了她的葬禮。更重要的是,祖母也死了……她的死亡是如此病態,以至於有幾分滑稽……她最後在地板上到處留下了排洩的痕跡(顯然用了很大的力氣——那些污跡屎跡離她的身體有半英尺遠,而且她的身體還以某種方式覆蓋著;她一定是吃了一些特別辣的左宗棠雞或別的甚麼)。

上面這段話摘錄自一位網友三年前寫下的評論,我認為這是對我的間接但蓄意的攻擊;不久前,我曾將他對黑澤明的喜愛斥為對亞洲電影的西化欣賞。接下來是長達一周的爭論,圍繞著誰的欣賞更「客觀」。

他不斷質疑我的客觀性——因為我有接受這些電影的種族傾向,我則猛烈抨擊他對死亡和瀕臨死亡等人類經驗的嚴重遲鈍,甚至覺得侯孝賢對這些經驗的處理不如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那樣令人耳目一新。

不幸的是,我說漏了嘴,我未婚妻的母親那時正因癌癥即將踏入墳墓,因而他把我的論點斥為過於「個人問題」。(此後我們建立起了友誼,我也改變了對黑澤明的看法,但我認為他仍然討厭侯孝賢)。

邁克爾和我在差不多看完的時候才了解到,父親患有肺結核,這就是他與孩子們保持距離的原因。這與我對於他們之間的距離是中華文化特有的解釋既矛盾又互補。現在,我已經適應了關於一部電影出現的多種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想法,以及我自己在引導它們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像邁克爾、阿爾文·盧,甚至是那位IMDB的網友都是我的同伴。

侯孝賢是邁克爾最喜歡的導演之一,但《童年往事》並不是他最喜歡的侯導電影。他很喜歡這部電影——直到孩子們放任祖母在那裡腐爛,他認為這是不可原諒的不負責任和疏忽的家庭行為。

我正準備對孩子們的行為做出自己的解釋時,突然意識到我和邁克爾一起過感恩節的部分原因是我仍然不想回家告訴母親我離婚的事,而在這半年時間裡我甚至沒有和她說過話。

那是五年前,當我開始策劃逃離母親,與我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前妻)一起搬到其他地方時,我和母親一起看了《童年往事》。在電影快結束時,當我們看著主角像個小混混一樣在街上狂奔時,我母親嘆了口氣,幾乎是無意識地大聲嘀咕:「你舅舅就是這樣的人」。

這是這部電影對我來說變得真實的時刻,因為它對我媽媽來說是真實的,我們之間的關系一直都不算親密——由於這部電影中描述的所有原因:間接的溝通,嚴肅的性格,導致疏遠的意外災難。

最後,人們會感到多年後站在自己家的房子裡,被這麼多年的記憶所淹沒,並意識到那些時刻和居住在其中的人,無論是活著還是死了,都永遠消逝了,只留存於我們的記憶之中。

所有這些都可能會與更多的「個人問題」掛上鉤,以至於影嚮對這部電影的客觀欣賞,但事實是,對我來說,這部電影在當時和現在都不僅僅是複蘇的記憶,而是作為活著的電影的記憶。我希望它也能為你而鮮活。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enses of Cinema

(2006年2月)

來源: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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