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drew Anthony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在即將採訪亞當·凱的那天早上，我醒來時出現了嚴重的流感癥狀，脖子和肩膀冷得發痛，滿頭大汗，甚至在下牀之前就已經筋疲力盡了。但我想：如果一個初級醫生碰到這種情況會怎麼做？當然，如果他或她患了流感，正確的答案是：不要靠近醫院。但從凱的暢銷書中，你會發現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本日記式回憶錄記載了他作為一名婦產科醫生的經歷——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和醫學院、小孩和女人打交道的日子。
在《絕對笑噴之棄業醫生日志》一書中，醫生們——特別是作者本人，被描繪成收入微薄、被低估、被嚴重忽視的專業人士，他們始終願意無償奉獻自己的時間，為國民的健康作鬥爭。不過，他們之間偶爾也會交換關於病人的奇怪性癖好的故事。
《疼痛難免》（2022）
凱如今是一位37歲的喜劇演員和編劇。他有一張圓圓的、嚴肅的臉，偶爾會發出顫抖的笑聲。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他看起來有點像更為幹淨和清醒版本的約翰·貝魯西。
「你還好嗎？」他非常禮貌地詢問我。
當然，這是一個狡猾的問題，沒有一個醫生，甚至是前醫生，想要聽到一個詳細的答案。凱厭倦了朋友和他在聚會上遇到的人向他講述自己的病痛，並希望得到他的專業建議。但正如他在書中指出的，他更喜歡人們請求他幫忙看看劇本。
「還沒有人把他們的書寄給我，」他說。「很少有書能激起我去讀的興趣，更不用說我姑姑的那些想要寫自傳的朋友。」
醫學方面的回憶錄不是甚麼新事物。近年來，這一類型有幾部值得註意的作品，包括腦外科醫生亨利·馬什的書《待人以善》（Do No Harm）。但是，他們傾向於將重點放在倫理道德和專業手術上，因此，他們更遵從於一絲不苟的寫作風格。
凱則完全不一樣，他的作品更加個人化，而且經常輕描淡寫地敘述自己的經歷。你幾乎能在每個段落中看到笑料，而且他的風格也偏向於喜劇性的誇張。同時，書中也充滿了緊張的情況，有時甚至以死亡或殘疾收場。這使得喜劇和悲劇之間出現了奇怪而快速的搖擺，也顯然引起了讀者的廣泛共鳴。
他對這本書的成功感到驚訝嗎？
「當然，」他迅速地做出了回答。「我本以為，如果這本書能收獲一些受眾，那麼一定是因為我們都需要和國家醫療服務系統打交道。但是大多數給我寫信的人都說，他們沒有意識到情況有那麼糟糕。國家醫療服務系統是一個大僱主，每個人都認識為之工作的人。他們會想，『我認識一個在某部門工作的人』，而不是『人體一定很奇妙吧？』」
如果凱的敘述有至少一半的如實性，那麼任何低於顧問醫生級別的醫生都應該得到讀者的同情。評估其如實性的問題在於，凱寫了很多笑料，而他的幽默風格往往會將事件放大，以致它們看起來太過完美，不像是會真實發生的。
但他堅稱這本書「相當如實」，主要使用的障眼法是將某位病人的臨牀數據與其他病人的傳記式細節拼湊在一起，並改變每個人的名字。
「我本想把細節寫得更準確，但出版商擔心我會因此入獄，」他解釋道。
盡管如此，還是有很多情況可以檢驗其真實性。凱在打算購買自己和男朋友心儀的公寓時遭到了臨時加價，而言而無信的這對夫婦後來出現在了他的產前診所。他的複仇幻想僅限於向不知情的父母透露嬰兒的性別。凱說，這一切都是真的。
還有一次，他為一個難纏的種族主義病人進行剖腹產後，在縫合時把她的海豚紋身縫錯位了。這是真實發生過的嗎？
「我不是很想細談這件事，而且我原本也沒想把它寫進書裡，」他比沖說，「但這顯然是真實發生過的。」
如果說有甚麼獵奇的故事是他故意置之書外的，「我有很多關於名人的精彩故事，但無法公之於眾。」
書中寫道，在當醫生的第一年，凱從不同病人的直腸中取出了四種異物，包括馬桶刷和電視遙控器。他們都患有埃菲爾綜合癥（Eiffel syndrome，譯者註：即I fell on it的縮略用法，特指書中提到的這種情況）——「我摔倒了，醫生！純屬意外！」病人告訴他，遙控器的插入是在沙發上發生的，他承認這是一種可能性，並微妙地提示了接下來的重頭戲。在手術室裡取出遙控器時，「我們註意到它上面有個避孕套，所以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意外」。
我很好奇，看到人們為了尋找快樂或刺激所做的荒唐事，是否影嚮了他對一般人的看法？
「不，這就像當你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段認真的感情，然後遇到他們的家人，並意識到每個人的家庭都非常奇怪——不只是你自己的家庭。我們都有自己隱祕的故事。作為一名醫生，其中一個奇怪的特權就是得以發現每個人的祕密。而如果長時間在性健康領域工作，對於人們各種各樣的癖好就會見怪不怪。」
這本書是根據凱在做初級醫生時寫的日記編撰而成的，他認為自己可能過多地描述了滑稽的事件，因為他曾經常常通過寫這些事件來緩解壓力。在描述這種壓力時，是凱作為一個作家最生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每周工作97個小時，坐在車裡就睡著了，因為永遠無法見到朋友而無法維持友誼，長途開車趕往瞬息萬變的醫院裡上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停車費，並努力用微薄的工資找到體面的住所。
此外，如果他犯了錯誤，就會受到訓誡，但如果他做得好，並不會受到表揚。他不得不取消假期、婚禮邀請和其他許多事情，以適應不斷更改的輪值表，有一次，他的一位顧問醫生在她的狗死後請了兩周的私事假，而其他顧問醫生對他們所管轄的病房幾乎完全陌生。
在書的末尾，凱負責了一場手術，由於病人懷孕時出現了不可預見的並發癥，手術不幸失敗。雖然他離顧問醫生的職位只差一級，但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再繼續下去，於是離開了這個行業。
他袒露道，自己可能患有未經診斷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而醫療當局幾乎沒有表示任何關切。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生願意，應該立即為他們提供一周的休假。相反，他沒有與任何人討論所發生的事情，甚至是他的家人——他們都是醫生。
他有大約一年的時間處於抑鬱狀態，不出門，不與人交往，體重大減。直到他開始從事喜劇作家的工作，他的「生活才回到正軌」。
凱一直都很喜歡喜劇，他曾參演過醫科學生的喜劇節目，後來又參與了制藥公司的企業演出。他還上過BBC廣播四臺，並在愛丁堡音樂節上表演過，所以喜劇對他來說是一條自然而然的出路，盡管他發現很難背棄醫學，並曾短暫地考慮重新接受成為全科醫生的培訓。
雖然凱已經開創了一個相當成功的新事業，他仍然懷念那種「做一些好的和有用的事情的不具體的感覺」。而且他對那些從事他曾經做過的工作的人保持著極大的尊重。
凱認為，醫生們常常被描繪成撈金和不負責任的人，而他心目中的事實恰恰相反。因此，他認為這本書不僅是一個澄清事實的機會，而且是「一個先發制人的機會……預防下一次的誤解，而且肯定會有下一次。」
而且，凱認為自從他於2010年離開醫學行業之後，情況變得更糟了。
「當我準備寫這本書時，我和很多同事以及不同領域的人進行了交談，以確保我仍然能夠充分代表初級醫生的困境。整個系統從來沒有太多松懈的空間，但現在已經緊繃到了絕對的崩潰點。並不是說醫生的數量不夠，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留住醫生，因為工作條件實在太差了。」
在書的結尾，凱給衞生大臣傑裡米·亨特寫了一封公開信，建議後者應該和初級醫生一起輪班工作，這樣他們的工作動機就不會再受到公眾的質疑。
這一資訊顯然在讀者中間引發了廣泛的共鳴。凱透露，在簽售會上他經常被要求在一本額外的書上簽名，然後他們會把這些書寄給亨特。不管是不是因為收到這些書的緣故，幾周前亨特要求跟凱會面。
「這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凱說。「我不知道他為甚麼要見我。他這麼做不過是給我做宣傳，或者是為了自己的曝光。」
他大概只想想闡明清楚自己的衞生提案，而事實上，這個提案也確實被推行了（譯者註：衞生大臣任上，亨特與初級醫生談判並修改了合同，使得他們的基本工資上漲，但他們的保險期被縮短，星期六也變成了工作日）。「他真的以為自己能改變我的想法，」凱說，對這個想法感到困惑。「他以為自己在向一個不了解事實的人做解釋。」
凱回憶到，那次會面持續了一個半小時，而雙方留給彼此的印象都不甚良好。
「別忘了，這是一個與斯蒂芬·霍金就數據問題發生爭執的人，所以讓我去改變他的世界觀難於登天。」
這本書的問題在於，即使它真的說服了亨特招攬更多的醫生，它也可能會打消更多學生入行的意願。正如凱所承認的那樣。「我想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會讓他們遠離醫學。」
這本書無疑證實了一個流行的觀點，即國家醫療服務系統已經在財政上處於拮據狀態，醫務人員的士氣低落。其背後還有一個更為複雜的故事，那就是組織改革、不斷擴大的醫療需求和期望，以及我們準備支付多少稅收來資助大規糢的醫療投資。
但凱講述的是一個私人故事，而且是一個在緊縮和停滯的時代引起共鳴的故事。這是一個在赤裸裸的自我充實的時代隱祕的自我犧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