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是日本演員一哥

高倉健

文:感恩而死

2014年11月10日,日本男演員高倉健在東京的醫院內病逝,享年83歲。

高倉健的去世,非止在日本國內,在中國亦於短時間內引發大量的媒體報道與追悼、討論,甚至外交部也對其作出了積極評價與哀悼。在銀幕上,他曾是日本風靡一時的「仁俠電影」(黑幫片的一種)代表人物,構築了無數個經典的俠義形象,而在銀幕下,他的為人亦受到同業者的普遍尊敬,張藝謀導演感其有「士之德操」。

銀幕內外的「俠」與「士」,構成了高倉健的完整人格,放眼整個日本電影界,能夠同時得到中日兩國人民如此支持與擁護的日本演員,高倉健恐怕算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高倉健1931年2月16日出生於日本福岡縣,本名小田剛一。小時候他的父親就遠赴滿洲打工掙錢,常年不在家,而他自己體弱多病,曾有過休學一年半養病的經历。在他的記憶中,日後與中國頗多淵源的他最早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意識,就是在病牀上聽的廣播劇《怪談宋公館》。這是一部以位於廣東省的鬼宅宋公館為舞臺的懸疑劇,當時九歲的高倉健聽得十分入迷,每天都不落下,這也成了被隔離在病房裡的他的唯一慰藉。

高倉健會進入電影行業可以說完全是機緣巧合,並非是出於本身對電影的熱愛,演員對他來說無非就是一份謀生的職業而已。而在成為演員這件事上,他還曾遭受過父親的激烈反對。在寫牛原虛彥從影經历時我曾提到過,牛原初入電影行業的1920年代,日本的電影行業,尤其是電影演員,被與歌舞伎藝人等同稱為「河原乞食」,即戲子的衊稱,社會地位是比較低下的。

而到了高倉健所處的1950年代,在大城市這一現象雖早已改觀,但在高倉健家鄉那樣的偏遠城市,群眾相對閉塞,對演員的歧視仍很嚴重,即便如片岡千惠藏、大河內傳次郎等當時的銀幕巨星到當地宣傳時,觀眾報以的眼神也是比較冷淡的。

在此背景下,高倉健的父親也曾對他想做「河原乞食」的演員這件事大為光火,極力反對,甚至一度鬧到斷絕關系的程度,將高倉健逐出家門,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很多文章中寫高倉健第一次演戲在化妝間中流淚,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明治大學商學部畢業後,他未能順利就業,最後好不容易有了當演員的機會,即使遭遇家庭與外界的巨大壓力,即使自己內心也對「河原乞食」這一身份頗為糾結,但為了生計他卻又不得不幹。這份屈辱與悲哀,令他不由自主地流下了難忘的淚水。

此種精神上的負擔,可謂是縈繞了高倉健的一生,在其晚年的一次訪談中,他曾坦言:「到現在我也喜歡不起來。不喜歡在攝影機前露臉。我雖然很努力地去演戲,但這無非是因為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去做而已。雖然我已經演了50多年了,我也很能體會電影所擁有的魅力。但我就是做不到去享受做演員這件事。」

1955年,高倉健被當時東映公司的制作人牧野光雄相中,入選了東映第二期新人選拔。1956年,他主演了自己的銀幕處女作《電光空手打》。在東映公司的初期,在以「仁俠電影」成名前,他也演過許多不同的劇種,包括喜劇、青春片、文藝片等,雖一直在活躍,但影嚮並不大,或者說,公司當時還未挖掘到他真正的銀幕潛力。

1950年代的日本曾盛行時代劇(古裝片),而東映正是時代劇之業界翹楚,擁有片岡千惠藏、中邨錦之助等眾多時代劇巨星,但隨著觀眾逐漸對老套的時代劇失去興趣,東映也被迫在現代劇(現代片)中開拓思路,高倉健正是在這一轉型期中加入公司的。不久,東映開始逐漸傾向於現代黑幫片(仁俠片)的路線,也成為了高倉健事業上的契機。

1961年的《花·暴風雨·暴力團》、1962年的《戀愛·太陽·暴力團》等石井輝男所執導的一系列作品,最早準確地挖掘出了高倉健那種獨有的江湖俠氣與孤獨硬漢的氣質,也確定了他此後銀幕形象的一致風格。雖然在實際生活中,高倉健是一個很溫和、很普通的人,但一到銀幕上,他渾身上下都能散發出一種截然不同的魅力。

《戀愛·太陽·暴力團》(1962)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石井輝男可謂是塑造高倉健銀幕輝煌的最大功臣,包括後來高倉健「仁俠時代」三大代表作之一的《網走番外地》系列作品,也是出自石井輝男之手。高倉健本人亦曾承認:「我以前也曾演過公司職員這樣的角色,但感覺就是跟我不搭。比起那種安定的公司職員,我似乎還是更適合演那種被追到窮途末路、被社會拋棄的人……在這一點上,或許可以說是石井輝男導演成就了今天的我。」

發售於1965年的高倉健年輕時代明星寫真

一般認為,東映仁俠電影的開端是1963年由鶴田浩二主演的《人生劇場:飛車角》,再加上次年的《搏徒》等,正式確立了東映的「仁俠電影」制作路線。而唯一能淩駕於鶴田浩二之上的,就是高倉健。當時鶴田浩二已經聲名鵲起,東映急需找到一個與鶴田浩二這種風情小生截然不同風格的男演員來打造另一個賣座系列,以開拓「仁俠電影」的範圍。

於是,高倉健成了不二之選,因為鶴田浩二這樣的英俊小生並不難找,但如高倉健這樣獨特氣質的演員卻獨此一家。1964年,東映為高倉健打造的影片《日本俠客傳》大賣並拍成系列,次年又推出經典的《網走番外地》系列,以及《昭和殘俠傳》系列等,這三個系列成為他東映「仁俠電影」時代最知名的代表作,觀眾趨之若騖,奠定了其在黑幫動作片領域不可撼動的地位。

《日本俠客傳》海報

高倉健在東映做了十幾年「仁俠」,他一生拍攝200多部影片,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東映作品,幾乎是東映「仁俠電影」的代名詞。仁俠電影的時代背景多為戰前的昭和初期,宣揚「義理與人情」這樣的舊道義,美化舊時的黑幫,而高倉健無數經典的「俠士」形象,以及他的「俠」這一氣質,正是建立在「仁俠電影」的基礎上的。

當然,公司、制片人、導演當初想要在高倉健身上所賦予的東西,本身就比別人多得多,簡而言之,就是一種舊時代之美好的祭奠與傳承。前面所說,高倉健是在東映於時代劇至現代劇之轉型期加入東映公司的,而他本身也承擔了這一承前啓後的重要角色。

《日本俠客傳》(1964)

把高倉健捧上神壇的最初作品《日本俠客傳》可以說不但對其本身,對東映公司也是一部有著特殊意義的作品。這部作品的導演是時代劇大導牧野雅弘,而制片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讓時代劇明星中邨錦之助來擔綱主角的。換言之,他們最初策劃這一作品的本意,就是以「仁俠電影」的形式,來拍一部時代劇內核的作品,在他們的概念中,「仁俠電影」無非就是時代劇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因此,對於《日本俠客傳》的主創來說,他們並不像去拍攝一部如鶴田浩二主演的《搏徒》那樣單純的黑幫、賭徒片,而是希望把作品拍出牧野雅弘以往時代劇中的那種氛圍,而主角也應該是具有俠義氣質的俠客之角色,著重了「懲惡揚善」這一主題,試圖打造一部現代劇版「忠臣藏」。

《日本俠客傳》(1964)

這部作品對於高倉健來說也是機緣巧合,中邨錦之助因種種原因不能出任主演,最後才以替補身份臨時找到他來頂替,然而影片就似是為他量身定做一般,一炮而紅。可以說,高倉健本人不但是東映「仁俠電影」的代表人物,而他在銀幕上所塑造的無數「俠」之形象,講述的那些俠義故事,更是觀眾對昭和時代「義理人情」等美好事物之回憶的最好投射。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觀眾終於逐漸厭倦比較傳統的「仁俠式」黑幫片,東映取而代之的則是「實錄路線」黑幫片,這些電影的背景一般都在戰後,日本國民以往的價值觀崩潰,現代黑社會也更為殘酷無情,互相之間的火拼淪為純粹的權力鬥爭,其路線創始之作《無仁義之戰》便是片如其名的最好代表。

《無仁義之戰》(1973)

這種完全無美化的絕對寫實主義,對黑幫之醜惡赤裸裸的描寫,對於高倉健來說並不容易接受,他的選擇也越來越少,終於,他這黑幫片「一哥」的寶座逐漸讓給了以「實錄路線」鵲起的新秀菅原文太,並於1976年退出了東映公司。

離開東映後的高倉健在日本雖然地位依舊,更為受到尊敬,而《幸福的黃手絹》、《遠山的呼喚》、《鐵道員》等片也為他博得了許多業界獎項,但卻始終沒能再創其「仁俠」時代的輝煌。不過,連他本人也未曾想到的是,就是包括《追捕》在內的這一批影片,卻讓他在彼岸的中國又創造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熱潮,這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東映時代輝煌的延續。

《追捕》(1976)

高倉健本人在訪談中亦承認了兩者在他內心中的某種聯繫:「中國觀眾們的狂熱程度,讓我想到了以前黑幫片在日本的盛況,電影院裡擠滿了人,連門都關不上……我跑遍全國的影院招呼觀眾,電影還真是個可怕的東西。」

1978年,高倉健離開東映後的第一部作品,在日本名不見經傳的《追捕》與《望鄉》、《狐貍的故事》這三部日本電影在中國大陸放映,這也是文革後在大陸首次放映的外國電影。這三部作品在當時的中國造成了巨大的轟動,尤其是高倉健主演的《追捕》,更是受到舉國追捧,看過十幾遍的也大有人在。

《追捕》(1976)

《追捕》以及高倉健在中國當時的成功,有著許多原因,一是文革時閉塞的群眾對於影片中所描繪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新鮮感。二是片中高倉健所飾演的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角,是無數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在銀幕上的自我投射,其「懲惡揚善」的故事亦得到廣泛的認同。

第三,也是針對高倉健本人的,就是政府當時對影片的審查與修改,剪掉了性愛、偷竊等任何當時認為在道德上存在問題的戲碼,其結果就是塑造了與影片本意完全不同的另一個高倉健的銀幕「完人」形象。

《追捕》(1976)

《追捕》的轟動之後,《幸福的黃手絹》、《海峽》、《遠山的呼喚》等高倉健其他主演的影片也相繼在中國放映,讓他成為最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日本人。1984年的《中國電影年鑒》上,刊登了文革後的首次觀眾問卷調查。在最喜愛的演員(不論國別、男女)這一項目上,高倉健當仁不讓地獲得了第一。

而最喜愛的銀幕形象這一調查中,《海峽》中的阿久津和《遠山的呼喚》中的田島耕作這兩個高倉健的角色包攬了第二和第三名。在影片受歡迎的同時,高倉健本人的「硬漢」銀幕形象也席卷全國,甚至引領了當時對男子的審美傾向。2004年時有一則新聞,東北第一例男子整形手術,整形的32歲男子就是為了「為使自己看起來更有男子漢風度,變得像高倉健一樣有男人味」,可見高倉健對中國的影嚮有多深遠。

《海峽》(1982)

不過,盡管高倉健與中國的淵源如此深厚,但由於他本人溫和好靜的性格,實際上他來華的次數並不多。1978放映《追捕》掀起狂潮的那次日本電影節,他也很遺憾地沒有出席。其實當時德間書店社長德間康快是極力邀請他同去參加這第次日本電影節的,但高倉健卻最終沒同意,據他自己回憶:「可能是德間先生說話聲音太大的緣故,總覺得他很囂張,顯威風,所以立刻就反抗了,拼命反抗,頂撞他,就是不肯去。」與其他頻繁訪中的「老朋友」們比起來,高倉健實在是太低調了,他寧可把對中國的這份感情放在心中,也不願意整日拋頭露面,這就是性格使然吧。

高倉健第一次來中國,已經是與吉永小百合合演過《海峽》之後的1986年了。吉永小百合深知高倉健的脾氣,對他勸解道:「高倉先生您其實是挺想去中國的,之所以不去中國,無非只是因為討厭大吵大鬧而已。我們只要通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安排,應該就能避開這些煩人的事了。」至此,高倉健才同意了中國之行,與吉永小百合、田中邦衞以及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事務局副局長橫川健四人訪問了中國。

在北京,他們見了時任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的夏衍、副主席蘇雲,以及女演員方舒。為了照顧高倉健好靜的個性,蘇雲對行程做了精心安排。除參觀北京電影制片廠外,當高倉健提出要訪問北京電影學院時,知道高倉不喜歡人多,蘇雲特意協調了較少人數的參觀。去長城觀光的時候也是,為了避開游客多的地方,特意驅車近一個半小時,帶高倉健到尚在修複中的部分去,讓他能夠安心游覽。對於中方如此周到的照顧,高倉健一直心存感激。

除北京之外,隨後的上海之行也讓高倉健收獲頗豐。同樣為了照顧高倉健的脾氣,女演員白楊也做了精心安排,特意在船上舉辦歡迎會以避開圍觀群眾,但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船開回來時,岸上卻已聚集了數千名熱情的粉絲,鼓掌的盛況讓高倉健頗為吃驚,但也感動不已。而隨行友人的一席話也令他銘記一生:「你不覺得自己失禮嗎?那麼多人瘋狂地熱愛著你,你卻不願意來中國?你不願意來這裡,不就是對中國人民的失禮嗎?」

《遠山的呼喚》(1980)

對於高倉健而言,在上海的另一個珍貴的收獲,就是見到了上譯廠著名配音演員畢克。彼時的畢克,是高倉健在中國的禦用配音演員,在中國所放映的高倉健主演作品中,高倉健的角色都是由他配音的。兩人的見面頗為愉快,互道感謝之言。

畢克說道:「我是因為您,才在中國被如此重視。」高倉健則回道:「哪裡的話,我也是多虧了您,才會這麼有名。」畢克與高倉健同為1931年生,身高、聲音都很相似,他一直都在影片中為高倉健配音,直到1999年的鐵道員,雖罹患肺癌,仍堅持上崗,只可惜最終未能如願。兩人的緣分可謂不淺。

高倉健與畢克

雖然高倉健不太喜歡出席熱鬧活動,但繼1986年訪中之後,仍有數次來華的經历,包括1990年參加在內蒙古舉辦的第13屆日本電影節、1993年在廣州舉辦的第2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以及1998年在杭州舉辦的謝晉導演從影五十周年紀念活動。推動他這幾次來華行程的關鍵人物,就是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並當過駐日本大使的宋之光先生。

宋之光先生以其人格魅力,深受高倉健的尊敬,對其言聽計從。有一件事情,能夠說明宋之光在高倉健心中的地位。宋之光去世後,高倉健曾經專程從日本飛往北京掃墓,據他本人透露,他從未有過去外國給人掃墓的經历,即便是與自己合作過的導演中,也只有羅伯特·奧爾德裡奇導演一人享受過此待遇而已。

高倉健與宋之光結識於1990年內蒙古的電影節上,兩人一見如故,互訴衷腸,高倉健回去時,腿腳行動不便的宋之光坐著輪椅一路送到機場,送上飛機,這份禮遇讓高倉健受寵若驚,也為其人格所打動,對照高倉健本人的為人處世高風亮節,恐怕也有些惺惺相惜之感。因此,廣州的金雞百花電影節,以及杭州謝晉從影五十周年活動,如果沒有宋之光開口請求,恐怕高倉健未必會欣然出席。

他雖待人溫和,但骨子裡也是有份倔強的,就如他所說的,「我有選擇權,有時我即便拿了錢我也不去,有時就算沒錢,我自己貼了錢也要去。對方越是強硬,我的反抗就越激烈。」但對於宋之光的要求,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高倉健對於宋之光的情誼,日本東海大學教授葉千榮也有提及。電影《鐵道員》1999年在日本上映後,高倉健非常希望把這部影片介紹給中國觀眾,因此他找到了葉千榮表明心願,希望《鐵道員》能有中文的配音版。對於當時情景,葉教授回憶道:「他告訴我,他的父親曾經在中國的東北(舊滿洲)工作過,是一個煤礦的技術人員,到了這個年紀,開始更多的想到自己要做一些讓父親感到快慰的事情。

於是在拍攝《鐵道員》的時候,他在跟東映簽合同當中,他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把這部片子,拍攝完畢之後,在中國的播放版權屬於高倉健,然後他要把這部片子送給中國,同時要送給前中國駐日大使宋之光先生,他非常尊敬宋之光大使,他要把部片子親自帶到北京,放給宋大使看。這就是他當時告訴我的,他委托我翻譯的原由。」

《鐵道員》(1999)

在生活中,高倉健就是一個如此真誠與重情義的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他而言恐怕是再當然不過的道理。2005年由張藝謀執導的影片《千裡走單騎》,是高倉健與中國的又一次親密接觸,當然也成就了他與張藝謀之間的又一段動人友誼。實際上,由於高倉健的影嚮力,早有如謝晉、田壯壯等導演對其提出過合作的意願,但最後,在多次接觸、劇本反複打磨後,是張藝謀的那股執著的「韌勁」打動了他,最後才有了這唯一的一次合作,這也是他對張藝謀的真誠回報。

《千裡走單騎》的合作,讓張藝謀見識到了這位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演員的真正偉大之處。他說,高倉健70多歲了,工作結束後還站3小時,等全劇組收工後才鞠躬離開;他說,僅因一位民工為他打了3天傘,高倉健就以手上名貴的手表相贈;他說,在執導奧運會開幕式前,高倉健親自將一把鍛造了一年的日本刀送到其手中,回日本後還默默做道場為其祈願……

在高倉健身上,他看到了一種「士」的精神,他將其歸納為「士之德操」,將高倉健奉為一輩子敬重的人。張藝謀的切身體會,恐怕也是所有與高倉健合作過的中國影人共同的感受。銀幕上的「俠」與銀幕下的「士」,都是高倉健這個偉大演員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千裡走單騎》(2005)

高倉健去世後,日本電影界人士亦紛紛哀悼,懷念其偉大人格。他提攜照顧年少輕狂的千葉真一、親身教授新人武田鐵矢如何演戲、年過八旬仍到車站迎接後輩北野武……可以說,像高倉健這樣沒有任何負面新聞,在中日兩國都受到業界與民眾一致贊譽的演員,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他與其遺作《致親愛的你》的導演降旗康男合作長達幾十年,拍了20部作品,如此的友誼與長情令人稱道。面對高倉健的逝去,降旗康男一句「萬念俱空」勝過千言萬語,道出了他失去摯友的悲痛,也道出了我們對失去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的惋惜。

《致親愛的你》(2012)

來源: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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