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的記憶，大多數影視作品都以被迫害國一方的視角闡述。
然而我們清楚，對於交戰雙方的民眾、兒童而言，戰爭帶給雙方身體以及心靈上的痛苦不存在你多我少。
今天的推薦，就是關於二戰的事，讓人觸目驚心！
Netflix出品的原創德劇——
《夏利特醫院》
Charité at War
非常冷門的一部劇，豆瓣上8.8-9.2分。
夏利特是一座醫院，至今已有300餘年歷史。地理位置特殊，位於柏林，靠近希特勒居住的元首城堡。
它是德國乃至歐洲頗負盛名的醫院，德國超過一半的諾貝爾醫學獲獎者都來自這家醫院。
這部劇的時間線位於二戰末尾，即1943-1945年期間。
編劇們經過大量歷史考證，展現在納粹統治陰影下，醫院醫護人員的掙紮與抉擇，且每個人的選擇也恰恰導致了他們的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此劇的手術場景極其還原且真實。
「紹爾布魯」教授，夏利特醫院的院長。
他醫術精湛，既給列寧看過牙，又給希特勒看過病，且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
一方面他是完全的愛國主義者，批準多份關於對囚犯的實驗文件；
另一方面他又百般維護反對納粹的榮格教授，無論病患還是醫護人員，他都盡可能庇護他們。且堅決反對對兒童實施的安樂死「毒氣計劃」。
劇集開始不久便能看見政治陰影下的瘋狂，在戰場上受傷的士兵卻被懷疑是「厭戰癥」。
認為他們的傷是為了不上前線自殘的，要被送往軍事法庭進行處決。
於此同時，在種族鬥爭的優生醫療政策影嚮下。
作為虔誠的納粹信徒，夏利特醫院的兒科醫生阿圖爾·瓦德豪森堅定認為：決定一個人基因的優劣，來自他的種族。
而那些具有身體缺陷的猶太兒童或者德國兒童，要麼進行安樂死，要麼進行各種人體實驗。
這些兒童不被保護，他們是國家的棄兒。
在那樣的情況下，人的視角其實很局限。
當兒科醫生阿圖爾·瓦德豪森站在納粹的視角下看這些實驗，當他堅信這就是對的時候，他就不可能站在殘障兒童的視角下看這些毫無人性的實驗。
他不會認識到這一點，更不會反思自己的行為，直到這些事發生在他的身上。
他的妻子安妮·瓦德豪森和他一樣也是堅定的納粹信徒。
正是她與精神科的格裡尼斯聯手告發了在戰場上受傷的士兵洛曼，認定他患有厭戰癥，將他送往軍事法庭，任其制裁。
然而對納粹所有虔誠與堅信，在他們剛出生的女兒卡琳患有水腦癥後，漸漸發生了變化，而他們兩個人的選擇也導致了彼此的結局。
當妻子安妮告訴丈夫卡琳患有水腦癥（一種腦脊髓液過多的疾病）。
阿圖爾的第一反應不是盡快給孩子做手術，而是直接對妻子表明自己的基因沒有問題。
在當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優生醫療政策影嚮下。
水腦癥意味著他們基因不優秀，而不夠優秀的基因會讓他做不了軍官，甚至會被節育，同時患有這種病癥的兒童，是不被認可、也不容許存在。
作為父母以及醫生，兩人自然沒有第一時間放棄自己的孩子，而是暗中從醫院偷器材藥品自行對其穿刺，然而兩次過後，效果都沒有持續。
沒有辦法，他們只好求助紹爾布魯教授為孩子進行手術。
紹爾布魯教授第一時間答應了，他也同意在報告上不能寫明實情。
手術雖然很成功，不幸的是，效果仍舊沒有持續多久，且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進行第二場手術。
這時候，無論是安妮還是阿圖爾都想放棄了，甚至安妮為了不背叛納粹，以及讓卡琳受苦，要將她直接用手捂死。
幸好，在千鈞一發之際，她人性中善的部分並未喪失，她還是不忍，還是舍不得。
與之相反，對小兒科醫生的丈夫阿圖爾而言，他一邊口口聲聲保證，絕不會將自己的孩子送往維森格朗德進行醫學研究的人體實驗，一邊卻在運送單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認為，這個孩子沒有了，他和安妮還會有別的孩子，他堅信自己基因優秀，他不容許卡琳成為自己的污點。
甚至他故意在運送當天打發安妮前往別處，或許這時老天也看不下去，在接這些孩子的當天，安妮看見了。
她看見了名單上自己孩子的名字，她看見了簽下同意書的名字正是自己的丈夫阿圖爾·瓦德豪森。
其實每個人的人性中都有其複雜性，包括阿圖爾。
他喪失了人性嗎？未必，否則為何在救助因空襲受傷的猶太兒童時，沒有揭發，反而盡可能為其掩蓋。
同樣，已經身處瑞士的紹爾布魯教授，原本大可為了自己的安全撒手不管，卻由於不舍夏利特醫院的眾人，又折返回來。
而且作為愛國主義者，在關鍵時刻，他卻同意給計劃刺殺希特勒的克勞斯中校提供幫助。
這是一部基於歷史事實改編的劇，每一個人物都有相應的歷史原型。
在那個年代中，透過一家小小的醫院，我們看到小人物在戰爭中所作出的抉擇，以及為了和平而做出各種看似微不足道卻偉大的努力。
我們更看到保持清醒、堅守正義是多麼不容易。
正如劇中所說：
規矩不是我們定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尊重與我們不同的人民以及他們的文明，且基於對自身文明的自信，我們不必害怕別的文化與制度會取代我們，甚至能從別的制度學到教訓。
歷史是過去時間的彫刻的畫，戰爭年代的畫面千瘡百孔、不忍回視，但我們仍要小心翼翼撕開它，去了解、去反思。
